有给圣弗朗西斯科的警察局打电话——他很忙，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等着他，没有时间关心发生在一座距离圣迭戈几百英里的城市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不用说亲自给那里的警察打电话——只是一群小角色，几年前他还需要亲自做这件事，但现在，他们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哪怕那些傻乎乎的警察真的愚蠢到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只需要Umbrella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稍稍表达一下关注，他们也会立即反应过来。

否则他们就不能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了。

周汝钧和谭锦镛认为是他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只是他的名字起了作用。

秦朗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直到两位外交官开始向他道谢。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然，他确实知道谭锦镛的遭遇。这位原本应该死于自杀的陆军上校在历史上没有太多名气，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名气，如果有人需要一个国家软弱和无能导致外交官遭到羞辱甚至不幸遇害的例子，他的名字就有可能出现。

不过，因为历史记载太少也太模糊，再加上他的遭遇的悲惨程度还不能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蔡公时相提并论，他被提起的次数很少，大部分只是引用了相同的文章。

而且有很多错误。

秦朗正在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不过他还是可以想起一些内容。曾经看到的那篇文章提到谭锦镛使用英语回敬了警察的语言羞辱，但这位上校先生告诉他，他不懂英语因此不知道警察说了什么，这导致他对警察的命令置之不理。于是警察动了手，而他毫不客气的进行了反击，结果警察叫来更多警察……

秦朗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弄清引起这起事件的那个家伙——如果没有意外，他的名字应该是约翰.克雷默——是不是使用了“黄皮猪”这个词的念头。

他不关心谭锦镛的遭遇。如果上校先生真的拒捕和袭警，这件事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克雷默警官确实使用了那个词。那么他就应该在新郎湖或者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得到一个新位置，然后一直待在那儿。

直到有人把他找出来。

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加利福尼亚的每个警察都该知道，哪些词可以使用，哪些不能。

克雷默警官最好不要犯错。

但是上校先生不能证实这一点。当然，最终，秦朗还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弄清真相，比如几位同事或上级的亲切和友好的登门拜访，但现在，他只能让他把整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