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弼遭到刺杀。

一位拥有皇族身份、而且掌握军队的辅政大臣遭到刺杀。

而且是在帝国的首都。

每一个了解中国的政治局势的人都能看出，这起事件的严重程度绝不会比皇帝本人遭到刺杀更低——帝国的官僚都很聪明，因此非常难得的，这些人用自己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做出了反应。

北京的正式抗议只比张绍曾的报告晚了一天送到秦朗面前。

这是从未达到过的反应速度，几乎称得上奇迹，因为十几个小时以前，承担这项使命的两位外交官，旧金山总领事周汝钧和公使馆的武官谭锦镛，还在圣弗朗西斯科，而且谭锦镛被关押在警察局的监狱，而周汝钧忙着把他弄出来。

他们肯定是离开警察局就立即上路了。

真积极。

但秦朗不喜欢他们的这种积极态度。他已经收到许多电报，而且还会收到更多，一些是某些人的辩解，一些是调查报告，剩下的全是要求进行解释和评估，不是来自纽约就是来自华盛顿，必须给予重视；在这个时候，他不愿意看到一份完全多余的电文。

哪怕他可以、并且肯定会将它扔到一边。

只是出于必要的礼貌，他不得不把自己装扮得像个拥有多重显耀身份的大人物，浪费一点宝贵的时间接待两位理论上很尊贵、实际上不值得一提的外交官，接受他们提出的抗议；不过两位外交官表现得很客气，不像是来提出抗议，更像是来道谢……

事实上，他们就是来道谢，同时代表总理衙门提出抗议。

因为他们遇到的麻烦。

如果没有秦朗，他们就会继续困在那座城市，为了警察局的指控焦头烂额，需要耗费许多资金和时间才能解决问题；圣弗朗西斯科的警察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引起外交上的纠纷。周汝钧已经束手无策了，只能请求公使馆协助。但是秦朗只用一个电话就让警察局撤销了指控。

尽管结果还不能让人完全满意：警察局拒绝道歉，坚持自己的人没有任何错误，而且发出威胁，如果谭锦镛继续“无理取闹”。就会遇到加倍的麻烦；不管怎样，能够解决问题总是一件好事。

秦朗帮了一个很大的忙。

虽然他需要为良弼遇到的刺杀承担一部分责任，那是公事，而在私人的角度，不管是礼节性的表态还是出于真心。向他表达谢意也是应该的。

然而这只是周汝钧和谭锦镛的一厢情愿的观点。

他们弄错了一件事。

秦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