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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越战终于结束。

可是越战带给M国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大街上到处还都在播放着约翰·列侬的《Give－peace－a－chance》，以及鲍勃·迪伦的《Blowing－in－the－wind》。

在歌曲的旋律里，街上到处都是留着长发、夸张胡须、穿机车夹克、喇叭裤的年轻人，他们抱着吉他，脸上涂抹着各种各样的油彩，在街面上游荡而过。

战后的M国，弥漫着一股颓废的气息。这种气息远别于二战带给M国的振奋和繁荣。

在这样的气氛里，那一年刚刚三十岁的年轻律师汤东升，神情严肃地走进了“越战老兵安置所”。他身后，是他新婚的妻子林寒枝唐。

两人都穿黑色的羊毛大衣，汤东升头上戴黑色礼帽，林寒枝则将一头丝缎一样的黑发简单盘在脑后，唯有刘海上烫了一点平滑的弧度，来显示出她是个新娘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尽管新婚，却都轻松不起来。

跟大街上一样，安置所里的空气里也满满地流淌着的都是失望、颓废、自暴自弃。

战争带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及整支军队的，是这样难以抚平的创伤。

这种创伤并非来自恐惧，不是害怕死亡和鲜血，每个士兵既然选择当兵就知道要面对牺牲；他们的创伤是来自越战这个泥沼的消耗，越打越不知道为何而战，越打越不知道究竟和平什么时候才会来。

于是尽管此时战争已经结束，可是他们在战争里遭受的创伤还依旧无法抚平。他们即便回国，也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究竟该朝向何方。

更何况，此时这处安置所里的老兵，许多还都在等待军事审判。

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当过逃兵。

按照正常的军事法律，当过逃兵的毫无怀疑要被军事法庭问罪，其中有些甚至有可能被裁定为叛国罪。一旦罪名成立，这些人注定将一辈子背负耻辱的烙印。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虽然终于结束了，可是他们的噩梦却永远都没机会醒来。

可是这场战争中的逃兵是否该承担这样重的罪名，却引起了M国国内巨大的争议。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巨大反战浪潮里，在摇滚乐队近乎声嘶力竭的呐喊和歌唱里，这些厌倦战争、渴望和平的逃兵，甚至被塑造成为了英雄。英雄怎么可以被法庭问罪，又怎么可以终身背负黑色的烙印？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许多有良知的律师站出来，自愿免费代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