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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听到了汪精卫的嘲讽，他也知道这个和平俱乐部首脑是借机攻击蒋介石的顽固抵抗、屡战屡败、劳民伤财，又想重提和平谈判的论调。这时候**可不能跟着他跑，镇定地说：“汪主席，你理解错了，我并不是反对坚决抗战、也不反对极端的作法用于抗战。

日军如此凶顽，连续连续占了广州、武汉，截断了粤汉铁路、平汉铁路，目的就是要逼迫我国政府接受他对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的占领，成为他的新殖民地，被他掠夺、被他驱使、被他奴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不能答应的。即使我们弱小、会付出极大的牺牲也要顽强地抗争下去，和平谈判无异于屈膝投降，得不到国家的独立地位、民族的生存权利。

长沙执行焦土政策没有错，错在执行政策的人惊慌失措、玩忽职守，错在国府上下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部署、具体的规划，人员物资转移、设备工厂搬迁等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牵头组织合理安排，抱着侥幸心理懒散等待，事到临头又不顾民众安危仓皇处置以致酿成悲剧。

整个过程我是亲身经历，可以说后方管理完全处在无序混乱的状态。汪主席，你们都是党国要员，担负着国家管理的重任，与其抱怨抗日带来生灵涂炭、幻想着日本放下屠刀，不如用心想想怎么组织好后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计划地搬迁交战区我国不多的工业设施。

此次长沙被烧毁工厂有40多家，损失最大的是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27万余元，原料损失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60多万元，数百工人丧生；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损失粮食十万吨以上；绸布业损失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宝贵的资源付之一炬，触目惊心呀！

我们在敌后也提倡坚壁清野，在强大的敌人到来之前，转移民众、粮食以及家畜家禽，目的是减少民众的损失、断绝日军获得战场补给，这和焦土政策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不能烧县城、烧村庄，我军长期转战敌后，离开百姓就断了自己的后路，我们不像**有退路。

正是因为有退路，**才不断地撤退，才敢于执行焦土政策。似乎留给敌人一片瓦砾敌人就会恐惧退却，似乎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民众、设备、物资发展后方经济，我们会很快回来收复失地的，转移的民众还是要回来生产生活的，烧毁的文物古迹是弥足珍贵无法复制的。

我觉得**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个错误观念，日军经过战略进攻的消耗已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