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到最后，卢多逊还是着落到了迁都洛阳的主张上去。

按照他的论述，王著和薛居正二人讲的洛阳与汴梁对漕运的依赖性差不太多这个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和汴梁比起来，洛阳有山河险阻作为屏障，京师需要的驻军当然就可以少得多，那么为这些禁军服务的百姓也就可以少得多，最终京师的人口当然也就不必像汴梁那么多了，因而对东南漕运的需求肯定就可以降低，汴水的漕运压力自然大为降低，治理汴水沿线水患的工作也就容易得多。

郭炜欣慰地点了点头……这话由卢多逊这样的大臣说出来，和他这个皇帝强力推行自己的主张比起来，效果明显会好得多。

其实说真的，加强中央集权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守内虚外的方针，在周边基本安定的都城聚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禁军，在平时纯属浪费粮食，到了战时却又因为久疏战阵而实际派不上用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禁卫军当然是要的，但是其兵力只要能够遏制某个方面可能的入侵或者叛乱军队就足够了，只要国家的政治能力还正常，即使暂时挫败不了突如其来的军事威胁，那么就守住京师几个月，等待四方军队勤王就是了。想要单纯依靠京师的驻军解决国家面临的所有军事问题，即便是在铁路交通非常发达并且还有空运机动的后世，那都是不太可能的。

而守住京师几个月，在平坦无备的汴梁可能需要几十万人，在山河形胜的洛阳则有个几万十几万应该就差不多了。

至于说加强对各地驻军的控制，防止地方割据的形成，与其把精力都投入到不断增强京师驻军、削减边军这些方面，既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又削弱了边防力量，还不如扎扎实实地搞制度建设，用各种制衡方式限制住野心家的作乱空间。

首先，目前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削夺节度使的行政权和财权就是一个好办法。

将行政权交给地方文官，人事权和财权收归中央，这就已经让节度使作乱的能力大幅降低，节度使们平常能够指挥调度的州郡兵编制和战力都不足，多半只有守城和护送后勤的能力而缺乏攻击力。

真正有战斗力的都是驻防禁军，这些禁军平常由兵马钤辖统御，只有在战时才归节度使或者知州、知府统一调动御使，对于他们，朝廷不光是严格控制其补给和指挥系统，而且还会实行更戍法，以指挥为基本单位，隔几年就调防一次，务使禁军始终保持中央直属军队的特征，不会和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纠缠成一个利益集团。

当然，这种做法似乎会造成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