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觉得，李肆那一国，已是被贪敛商贾给完全把控了。四年前定下《浒墅和约》时，他还很担心江南局势，抱着能收一曰钱粮就算一曰的想法，胆战心惊地曰曰攒着。

四年下来，这种忧虑已经烟消云散。国库中的四千万两白银是怎么来的？最初搞掉江南盐商大赚一笔，这些银子一半多都用去补窟窿了。之后靠火耗归公，把地方杂派收上来一部分，再压低了地方存留，每年能多结余二三百万两。

最大的新收还是来自江南，眼下他以半国之地，居然能将国库年入推高到四千五百万两，结存四千万两，靠的都是江南。

想到江南，雍正就觉得，李卫很懂事，李煦很有用，李绂很忠心，眼下江南局势，就是这三李经营出来的。江南钱粮不仅没少，还因南北商贸兴盛，在商税上每年多出四五百万两收成。

李卫离开江南时，提出了一项国策，要与南蛮在江南“共利”。四年后回首，事实证明，李卫眼光很长远。李卫认为，南蛮对江南的最大谋图还是通商得利，得土不过是李肆和一些读书人的想法。南蛮一国是商贾立国，李肆和那些读书人，怎么也不可能拧过商贾的大腿。因此只要在江南跟南蛮商贾一同谋利，不仅江南无忧，大清还能从中得利。谁都明白，商贾无国无节，只要有厚利，爹娘儿女都能卖。

李卫的建议，由李煦传递给南蛮商贾，再由李绂在江苏试行，确保大清能从中得利。

李绂汇总朝廷、地方以及南蛮商贾的诉求，提出了名为“厘金”的解决方案。“厘金”一策，最早能追溯到前明商税，也就是抽商货总值的百分之一为税。这只是极为表面的总称，此策实质是要求商贾跟大清朝廷、地方共利，对原本密布于江南，分属朝廷、地方的哨卡商关进行利益整合。

“厘金”原则有三条，第一，放开商货流通的限制，做大盘子。第二，大家都来收，大家都得利。第三，设立统一的“厘金局”，协调收钱各方。

在李肆前世，“厘金”是因太平天国之乱，清廷的中央财政接近崩溃，不得已将商税权下放地方，由此开启了地方割据之门。而在英华崛起的时代，因江南为双方分有，清廷不愿就此对江南商业放手，基于“互利”原则而实施的一项“积极财政”。

雍正由此获利，此策的害处，他看不到也不想去看，反正江南已是“身外之物”。而最早提出“共利”之策的李卫，也因此策施行而稳住了他与周昆来联手办的江宁盐代生意。李煦当然更成为南北双方的沟通枢纽，坐享生丝绸缎来往贸易的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