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孩儿显然不知道我的心理变化，胆怵地站在一边，用眼睛瞟着我。我仔细看了看他，几条黑黑的细线儿，从鼻子下边“飞”出来，贴在两边那红扑扑的腮帮子上，极像猫咪翘起的胡须。

“哈哈哈哈！”我憋不住地指着他笑，不明所以的他也跟着“嘿嘿嘿”地傻笑起来。不料，一个大大的“鼻涕泡儿”，随着笑声从他左侧鼻孔里冒出来，啪一声炸响，长长地大鼻涕瞬间垂下来。

“你的鼻涕都过河了！还不赶紧擦擦。”他“嘶”地吸了口气，把逃出来的鼻涕“逮”了回去。紧接着，满不在乎地抬起右胳膊，“噌”一下，把逃窜到嘴唇上边的鼻涕，“擒拿”到袄袖儿上，脸上又留下了几道儿细细的痕迹，垂下来的袄袖儿在太阳照射下熠熠生辉。

尽管我敲破脑袋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咋回事，还陷在五里雾中。但铁的事实表明：此时不但有了个三岁的弟弟，我自己也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八九岁开始，我们这些男孩子就开始干农活。说是干农活，其实就是跟在父母后边大波轰，给庄稼拔草。那时每家每户的农家肥都集中起来，施到地里去，田里的杂草竟有了薅不尽的势头儿。其中有一种叫拽倒驴的草根系发达，滋生力极强，起头只要几片叶子，过不了几天就可以迅速窜开，长成一大坨。

那些年粮食收成虽然有限，杂草却一年比一年茂盛。如果不除，势必造成庄稼减产。可又缺乏除草的药剂，除大垄作物能耘、能耪以外，很多庄稼都得靠人拔草。尤其是白薯，翻秧子、拔草都得靠人工。因此每年夏天，薅草就成了生产队里的一项首要农活。

为尽快把地里的杂草除干净，大家每天早晨带饭出去，中午在田间地头的树荫下好歹垫补一口，接着干。那时的男劳力不愿意成天地弓着腰去薅草，福生又觉得让他们拔草是高射炮打蚊子——纯属浪费。因此，这个任务就自然而然地就落在妇女和老年人，还有一些不上学的半大姑娘小伙儿身上。

放了假的小学生，也随着妈妈身边下田混工分，混一天队长也只给半个工，虽然只值一角多钱，可这能换来妈妈的夸奖：说我的孩子长大懂事了。既满足了虚荣心，又能买得斤把粗盐，够全家人吃好些日子。

我第一次薅草就闹了个大笑话。本来队长福生是让我们这些孩子，跟着几个大人去薅谷子地里的杂草。可那些大人们一边自顾自地嘻嘻哈哈地说笑打闹，一边紧一把、慢一把心不在焉地薅草，根本没人管我们。

初次参加劳动的我，想多干一些争取个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