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秦国是一个纯粹的落后农业国家，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恰当。

经过数十年的承平发展，在秦国境内，有数量众多的手工工场、作坊，以及矿山、冶铁炉，也有引入了齐国先进机器的大工厂，以工商业规模和经济活跃度而论的话，是远远超过前明时期，这也使得非农业人口的数量非常庞大。

如，景德镇有八万多工匠，长江上有十五万多纤夫，江浙地区和广东地区的织工皆有十余万人；岭南、夷州也有十多万的轧糖工人；各个大城市里也有无数的手工艺者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在西南地区的矿工数量，也达百万之多。

“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佣工者不下数万人……”。

但这些绝大部分都属于手工业者或者纯粹的苦力，没有机器，也没有机械化。

当然，在松江、登莱、广州等地是有一些以机器生产的大工厂，不过，以秦国庞大的体量来看，数量还是显得太少。

五十多年前，明秦换代之际，有朝堂官员目睹齐国商品和器物涌入时，还很不以为然，态度是颇为不屑的，“汉洲之物，无他，皆不过以供玩好。”

当辛酉宫变，太后摄政后，颁布谕旨，开启革化新政，其中指出，“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犹以制器为先。”

那个时候，各地开始小规模地从齐国引进各类“器物”，开办工厂，发展现代工业。

由此，机器的引进打开了古老铁屋的天窗，在权力与暴力的角逐中，在自卑与自负的交替中，在失落与疯狂的煎熬下，古老的华夏神州步履蹒跚，逐步踏上一条并不那么心甘情愿的工业之路。

不过，囿于儒家传统，也囿于见识上的局限性，在许多朝廷大员和士绅眼里，只是将“齐学”视为一门补充性的知识，而不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

曾有大儒言及，“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因为，在历千年文化影响的神州大陆，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极大地阻碍了秦国工商业的大发展。

《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这使得历朝历代的民间商业会更多地遵从于官场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

即使在大秦境内颇有影响力的传统商帮（徽商、晋商、陕甘商帮、棉商、盐商等）和若干财力雄厚的钱庄，以及两广、福建等地腰缠万贯的海外贸易商人，他们与齐国境内的商社和工厂主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