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的生死大敌，稍有不慎，就会被其趁虚而入，夺取神州，役使我亿万华夏之民。

而齐国，所图者，无非财货贸易之利罢了。

况且与齐国贸易往来，也相应地促进了大秦的市场繁荣。茶叶、瓷器、丝绸、药材、生丝、棉花、桐油、猪鬃、矿产品等，通过齐国商人大量出口，换回了无数的金银，也为朝廷贡献了数百万两白银的市舶税。

此次前来齐国，除了要求齐国约束北明停止侵犯大秦领土外，还要取得他们相应的财政支持。为此，大秦除了继续维持此前对齐国开放的广州、福州、上海、蓬莱、钦州等几个对外贸易口岸外，还增加了扬州、安庆、武汉三个长江沿岸城市，以及宁波、即墨（今青岛即墨区）两座沿海城市，对齐国商人开放，允许在上述地区从事进出口贸易，以满足齐国贸易扩大的需求。

随着与齐秦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双方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朝野内外也受到齐国的深重影响。一些海贸商人、开明学者，以及不少留学齐国的官员纷纷向朝廷建言，要革新变法，师随齐国，重科技、兴实学、办工厂，在大秦境内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从而摆脱目前愚昧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此举，遭到朝堂上下众多守旧派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坚决主张维护传统文化和既有的教育体系，反对借鉴齐国文化和制度。华夏文明传承千年，自有调节机制，只要施仁政，行礼义，足可维系朝廷内外一统，上下一体。

至于什么所谓的科技、器物，乃至齐国的铁路、蒸汽机车，不过是“古今之奇观，绝世之巧术”而已。

而且，一些“仁人志士”还透过现象看本质，对齐国的建立、发展、运行的逻辑，进行了研究，并总结道，“齐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

而我华夏数千年传统，则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人，财赋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

对兴办工厂、倡导实业，扩大对外贸易，守旧派认为亦不可取，称“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重士抑商多以劝德行，立制治之本，其实抑商贾之利权，即以伸朝廷爵位之权。”

嗯，说直白点，就是我大秦是官尊商卑的社会秩序，乃至朝廷权威，均是建立在压制商业的基础上的，可不能像齐国那般，官商一体，颠覆了官员士绅的“尊贵”地位，没了体统。

作为游学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