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朱由校所知，有历史学者说过西洋殖民者把美洲抢来的白银几乎都拿到中国换取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这些产品。

也正因为此，可以说因为全球化，大明赚的是盆满钵满。

这后世的发达国家一样，因为占据生产力上游，借着全球化的春风，大发横财。

但可惜大明赚的钱大部分是为私人所有，集中在权贵士绅手里。

偏偏这些权贵士绅还免税逃税。

所以，大明朝廷是根本就没享受到这方面的福利。

老百姓自然更加享受不到，甚至还会被更有钱势的权贵士绅通过兼并田地逼得更加的走投无路。

而朱由校作为皇帝要想让朝廷更有统治力，让大明的财富利益分配更公平，就必须把全球贸易开始后的利益夺过来。

另外，大明朝廷的主要收入虽然还是农税，但大明不可能再在农业上增加很大收入。

因为大明田地有限，而农业技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进的。

而且农业受气候影响大，可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气候对农业都是不友好的。

何况，大明有免税资格的权贵士绅随着帝国的延续是越来越多，他们占有的田地也越来越多。

所以，大明的农赋正常情况下只能越来越少，除非加征农税，可一直加征下去，大明的百姓迟早要反，大明的统治体系迟早崩盘。

因此。

大明要想不亡，继续强盛下去，只能去商业上开辟财源。

而开辟商业上的财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加征商税，一种是以搞官办商业。

万历已经搞过商税，派太监去各地收矿税就是例子。

但遭到的反对声很大，以至于在泰昌即位后，东林党就当即怂恿泰昌把这个制度废除了。

当然，因为宦官们不是专业的税收人员，的确在征税过程中造成了很多问题也是事实。

而且宦官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导致很多时候加征的矿税还是转移到了普通工人身上，使得底层矛盾更加尖锐。

所以，朱由校没有打算一开始就恢复矿税以及加征商税，毕竟这需要大量专业的税收人员和一个完备的税收制度建立起来后才能实现征收到豪绅权贵的税而不是被豪绅权贵们借此机会盘剥百姓。

所以，朱由校选择了第二种即搞官办商业。

这也是孙承宗和徐光启所建议的一种。

可见孙承宗和徐光启也知道加征商税的利弊，所以没有直接建言朱由校让朝廷加征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