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廖夫在随员的搀扶下，来到了机舱外的时候，我发现飞机停在距离海滩两百来米的地方，在被客机沉重巨大的机身犁过一遍后，沙滩上留下几道深深的痕迹。此刻客机的前半截机身已被沙全覆盖了，就剩下后半截机身还露在外面。

我看到赫鲁廖夫的额头上有块红印。可能是刚刚降落时撞在了前面的桌椅上。我连忙闭上右眼，只用左眼四处看了看，发现除了有微微的肿胀感外，看东西还是蛮清晰的，相信在刚刚结束的迫降过程中，剧烈的震荡并没有引起我的视网膜再次脱落。

“有没有谁受伤了？”赫鲁廖夫冲着正陆续从机舱里爬出的随员们大声地问着。

一名随员走到了赫鲁廖夫的面前，向他报告说：“部长同志，机舱里只有两名同志在着陆时受了点轻伤，随行的医生正在为他们进行包扎。”

我听随员只汇报机舱内的情况，而此刻全被沙土埋住了的飞机驾驶室的情况。他却提都没有提，于是我抓住他的手臂，紧张地问：“驾驶舱里的三名飞行员呢？”

随员看了一眼，张了张嘴却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赫鲁廖夫看到他这种反应。脸上顿时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催促道：“说吧，驾驶室里的三位飞行员情况如何？”

见赫鲁廖夫有发火的迹象，随员才吞吞吐吐地说：“美国的飞行员和领航员都死了，我们的飞行员也负了重伤，看样子好像是断了几根肋骨。稍稍一移动，他就疼得受不了。”

听说飞行员负了重伤，我连忙站直身体朝四周看了看。但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和满目的黄沙，半点人烟都看不到。见到这种情形，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心想要是飞行员得不到及时地救治，那么他可就凶多吉少了。

“电台还能联系吗？”我正在犯愁，忽然又听到了赫鲁廖夫的声音。

他的话让我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只要有电台，那么我们就可以告诉符拉迪沃斯托克所处的位置，让他们派人来进行营救。

“电台虽然还能用，但是信号不好，始终没有和基地方面联系上。”随员一脸为难地说道：“而且就算联系上了基地，我们也无法报出自己的准确位置。他们要想寻找到我们，就必须撒网式地派出大量的部队来进行搜索。”

本来我听到电台还能使用时，心里还一阵窃喜，等听完他后面的话，心顿时凉了半截。我们的飞机迫降在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沙滩上，就算基地的司令派出大批的人手来进行搜寻，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找到我们的。等他们赶到时，估计负重伤的飞行员早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