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传统的粮税重地之外，其余地方并没有多少税收上缴朝廷。福建路本来就没有多少可耕作的土地，闽籍乡民被迫出海谋生，而貌似繁荣的外贸，却基本被泉州的宗室与蒲寿庚等回回商人侵吞，这些人的利益又与朝廷官员紧紧纠缠，官府其实收不到多少税收，每年还要耗费巨资养着泉州的数千宗室；而两广还处于山高林密的半原始状态，土地产出有限，如果加强征税会引发民变甚至叛乱。实际上，此时在整个南宋帝国，税收已经重得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很多地方的税甚至提前征收到几十年之后，如果再压榨百姓，那等不到蒙古人南下就会被民众推翻。

既然税收无法增加，便只有在节流上想办法。皇室的开支自然不能减，官员的俸禄也不能减，那只有在军费上想办法了。在朝廷全年的财政支出中，单军费一项就占据了九成。巨额的军费支出，战胜后动辄数百万缗的赏赐，使南宋朝廷早已不堪重负。同时，边帅武将与朝内掌权者相互勾结，疯狂贪默军资，长期以来朝内竟然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提出“核军旅之实”。而对危机贾似道只好推出“打算法”，以便清理军费开支，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会遭到一众边帅武将的反对，会在前线守军中掀起滔天巨浪。

所谓打算法，就是对军队的财务状况进行重新核算，试图减少吃空额，喝兵血的现象，本来也是好事。南宋军队的吃空额喝兵血现象，从立国之初便习以为常。即使许多名将亦不可免，如韩世忠麾下满额七万，实际战兵常年不过三万，像岳飞这样严格律己，麾下大军全额满编的将领，近乎凤毛麟角。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中空额越发严重，甚至高达近五分之四，每年拨给五万人所需军费，实际兵额不过一万一千；阔端攻四川时，川陕宋军满额定员十万，实际只有曹友闻部两万余人死战于阳平关，于皆不见影踪；如池州水军满额定员三千，实际兵丁只有一千，去掉老弱病残，可上阵者不足二百。

如果能公正地执行“打算法”，绝对有利于增强宋军的战斗力，但贾似道却心怀私心，将“打算法”作为排斥责异已的工具。对“打算法”实行选择性的执行，对自己的亲信是从轻从宽，或者干脆对其贪腐行为视而不见，但对那些与自己有隙或不愿依附的将官，从严从重处罚，甚至编织罪名加以陷害。如以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为首的吕氏家族贪腐严重，他为了脱清关系，派其子吕师夔向国库移交了大批钱便了事，其贪污行为并未被追究。贪婪成性的俞兴则是送了大量金银给他贾似道，也只是被罚俸了事。上述的两人顺利过关，皆因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