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永历十年，对于东南战场明军而言是攻守异势的持续延伸，只是源于闽粤两省的残破而导致了这份势头并没有永历八年的大反攻那样的进展迅猛罢了。想要继续进攻，显然还是在积蓄实力，而这段时间以来郑成功和陈凯也都是在努力的做着这些。

于东南如斯，于西南明军却完全是另一番的光景。李定国赴安龙迎驾，随后率部入滇，云南在李定国的大军，以及刘文秀、沐天波的内外配合之下迅速为李定国所部掌控。但是，原本控制云贵两省的秦王孙可望作为唯一的利益损失者自然是心有不甘，于是西南明军便沿着两省交界进入了对峙的状态。

这期间，作为弱势的一方，云南的永历朝廷对贵州的秦王府多有让步，为秦王孙可望的亲信加官进爵，送归旧部，还几度派人去贵阳说项，甚至就连孙可望的妻儿也都派人送了回去，而且还是已经进爵为晋王的李定国亲自送出的城。

相忍为国的话说了多少次，委曲求全的事情也做了多少遍。只是，秦王府那边却仍旧是我行我素。如此，这两派的西南明军就始终互相牵制着，诸如反攻、进取之类相对积极，在东南已经逐渐成为主流的词汇便荡然全无了，完全将永历六年的大反攻以来的势头给生生的断送掉了。

“今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意请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

贵阳的秦王府内，针对云南方面的讨论从未有少过。此间，早前就为孙可望篡位积极谋划的编修方于轩在大殿内侃侃而谈，将如今的形势详细的分析了一番，尤其是指出了大义名分上对孙可望的不利。于他看来，如不尽快做出态度，以安军心，那么迟早贵州的文武们会被“皇帝”那两个金灿灿的大字晃瞎了眼睛、迷了心窍。

又是一番的劝进，孙可望却显得有些犹豫。会议结束，留下了兵部尚书任僎和吏部尚书范鑛二人，才总算是将心中的想法倾吐出口。

“方编修太急了，孤并非无意称帝，只是缺了禅让的流程，总不能让天下人心信服。”

历来的改朝换代，总的来说，从体制外推翻的自然无需这等手段，但若是从体制内，也就是说夺取至尊位之人乃是前朝的高官显贵，世受“皇恩”的，那便须得设受禅台，让前朝天子将皇位禅让于其，以做到名正言顺。早前的历朝皆是如此，无非是有时省了受禅台的手续，但是往往也要用其他的形势代替。

这，便是在后世，亦是如此。以辛亥革命为例，在满清必然出局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建国的南京方面是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