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的商业街，能够与此二者相比，虽有夸张，但也足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口岸之繁华。

只可惜，眼中所见，由于清军掳掠，城外百姓多有避居城内者，有亲戚的投亲戚，有朋友的投朋友，有银钱的则住进了客栈，可是那些要什么没什么的寻常百姓，则多有在街巷里打地铺，做些零散活计来维持一家生计，但源于周遭地区为明清两军拉锯，商业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萎靡，以至于他们往往只能忍饥挨饿，甚至是卖儿鬻女。

繁华开始变得畸形了起来，陈凯便有些看不下去了。所幸的是，回返驿馆，杜永和大抵也是没耐心再继续耗下去了，直接便接到了杜永和在镇海楼设宴的请帖。

“劳烦回去告知杜制军，下官沐浴更衣后便启程出发。”

注：这段文字出自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士的《中国志》，克鲁士是明嘉靖年间来华，记述下的广州市井民生。当时的广州，由于隆庆开海和万历新政尚未开始，还远没有进入到全盛期，但广州富庶，在其文字之中其实已经有了些许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