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王，堵胤锡郁郁而终，却只追封了个浔国公，由此可见，还是朝中有人，便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

瞿式耜与李元胤排挤堵胤锡，归根到底，实源于永历朝自李成栋反正以来逐渐形成的吴楚党争。

起初，由于李成栋反正，永历朝廷进入广东肇庆，用人用事上为讨好李成栋便出现了“重反正，薄守节”的乱象。

如瞿式耜的一封信中所写到的那般：“吾之留守桂林，不止要照管东、西，通何督师之气脉；亦为东边用人行政，惟知奉承剃发之人，全不顾朝纲清议，太看不得。与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终日争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犹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由此可见最开始瞿式耜对东勋得势是颇为不满的。

但是随着何腾蛟兵败身死，朝中马吉翔极力拉拢李成栋，广西方面陈邦傅与其相争，瞿式耜力单势孤，才通过袁彭年、刘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来归的“东勋”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马吉翔、陈邦傅等原广西实权人物。

吴楚党争，表面是两党相争，其实际上在武将层面上是陈邦傅的西勋派与李成栋的东勋派这两广军阀之间在朝中的争权夺利，同时在文官的层面上，也是以堵胤锡、王化澄、朱天麟等主张借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来抗击清军的文官与何腾蛟、瞿式耜之流依旧秉持着阶级敌视态度的文官之间的立场之争。

这两党相争，何腾蛟在湖广战场上排挤堵胤锡及忠贞营，导致湖广大局败坏；瞿式耜则在朝中排挤堵胤锡，使其在撤回广西后不能用事，乃至郁郁而终；而陈邦傅这边，则在拉拢忠贞营来消灭与其对抗的义军，并且设法鼓动忠贞营到桂林驱逐瞿式耜。

双方无所不用其极，使得永历朝廷原本就孱弱的力量更是无法用在抗清的大局上面。这其中，堵胤锡等人虽然引陈邦傅为援，但所行多出于抗清的公心，但是何腾蛟、瞿式耜等人却秉承着阶级立场，既要“抗虏”，又要“平贼”，最终导致大局败坏。

到了转年，永历四年的二月，永历朝廷从广东逃入广西，进入陈邦傅的控制区后，风向逆转，户部尚书吴贞毓、礼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万翱、户科给事中张孝起等十四人联名上疏揭发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这五虎“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的罪行。永历帝对五虎依仗李成栋、李元胤父子的兵权，骄横狂悖的行径早已不满，当即决定将除丁忧在家的袁彭年外的刘湘客等四人逮捕，下锦衣卫狱拷打审讯，是为永历朝的“打虎”。

永历朝廷在广东则“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