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给国内的母亲打一个电话。

算上六个小时的时差，我的这个电话打过去，她那边不到晚上十点钟。电话铃响了五声被接起来，我的运气不错，是我母亲本人。

我说：“我需要一些钱，你能不能打一些到我上次的帐号上来？”

她略微沉吟：“要多少？”

“我还需要一万块欧元。”

“我一时没有那么多。”她说，“不过我尽量，我尽量给你凑。”

我说“谢谢”，没有马上放下电话，她在那边说：“过得好不好？”

都是客套，如果我过得好，会给她打电话讨要学费吗？

我说：“还不错，室友昨天包了饺子给我吃。”

“常打些电话来才好，我担心你。”

“嗯。”我想一想，“我九月份开学。”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那之前，我会筹钱给你。”

我从电话亭里出来，买了两欧元的炸薯条，然后坐在河堤的椅子上。下午四点，山坡上的教堂报整点的钟声传来，我一边吃着今天的这第一份食物一边想，能不能把时间拨快，我的贪心不多，我只想看自己到了明年的夏天还会怎样，是不是仍然为寻找一份学费而愁眉不展。

小多的朋友小裴居然在三天之内又找到了一份在香港餐馆的洗碗工给我，我真有点惊讶了：他又找人教训郑杰，又照顾我和小多的工作，他真的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吗？

小多吸着烟敲我的脑壳：“就你问题多，这么好奇，去给大使馆当间谍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烟越来越多，干什么啊？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去了这个新介绍的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那一个八月的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跟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每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