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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形第四(2 / 21)

。他所以没有差错,是因为他的作战措施是建立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他所战胜的敌人是已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所以善于指挥打仗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放过任何足以击败敌人的机会。因此,打胜仗的军队总是有了胜利的把握而后才同敌人交战,打败仗的军队,总是先同敌人交战而后企求侥幸取胜。善于用兵指导战争的人,必须修明政治,确保必胜的法度,所以能够掌握胜败的主动权。

用兵之法: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根据敌我所处的地域不同,产生双方土地面积大小不同的“度”;“度”的不同,产生双方物产资源多少不同的“量”,“量”的不同产生双方可能投入兵力数量不同的“数”;“数”的不同产生双方军事实力强弱不同的“称”;根据双方兵力的对比,最终决定作战胜负不同的“胜”。所以胜利的军队对失败的军队来说,就好比处于以“镒”称“铢”的那样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失败的军队对胜利的军队来说,就好像用“铢”称“镒”那样处于绝对劣势。胜利者在指挥作战时候,就好像在几千尺的高处掘开河中积水一样,其势猛不可当。这就是军事实力的“形”!

兵法精粹

孙武在本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十分明确地表示出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这样一种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思想,反对侥幸求胜的鲁莽冒险的作战指导。他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对攻防关系作了极其重要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为了进行有把握取胜的作战,孙武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那么什么是“不可胜”和“可胜”的手段呢?他明确回答说:“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由于他认为不可被敌战胜的最好作战形式是防守,因而要求采取防御态势,消除自己的弱点,巩固自己的战场地位。

孙武如此周密的战术计算,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载:晋国的士弥牟修筑成固城,由于他对整个工程的长度、高度、宽度,沟渠的深度、用土的数量、运输的远近,竣工的日期,需用的人工及所要消耗的粮食数量等,进行了精确的计算,因而在30天内如期完成了任务。由此可见当时的数学的运用已有较好的水平。这也必然反映在战争上。成书于春秋至战国的《管子》中就大量地论述了计算在军事上的运用。例如,《七法》篇说:“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至于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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